出生于1949年的人是典型的“共和国同龄人”，具有一代人的共同经历：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的红卫兵、7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70年代末，当我们开始徒劳地试图“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时，普遍感悟生命之沉重，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命运——在我们年轻时，经历了共和国最黑暗、动乱的岁月。

中学时代

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上海的新移民，父母是从山东南下的干部。60年代，我这种家庭的子女，发展的正路是追求入团、入党，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高中毕业后如能上哈军工、北航，搞国防科技，是最为荣耀的。至于什么叫“接班”，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我所就读的上海中学位于市郊的上海县，是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文革”前夕正在准备百年校庆。上海中学的教学质量很高，校风学风很好，它实行的是一种封闭式的教育。每个人都很纯洁、很简单，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劳动，以艰苦朴素为荣。我们经常在星期六下午步行几个小时回到市区的家中——春天，在碧绿的麦田和金黄色的油菜花中穿行。薄暮中的校园，小河边和草地上尽是互相谈心的同学，或者团小组开会，过组织生活。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时，全校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结束曲《国际歌》响彻夜空。

“文革”前夕的景象是很奇特的：地平线上的乌云正在涌起，校园的平静和美好之中充溢着一种看不见的毒氛，全社会都沉浸在紧张、狂热的气氛之中，谁也没有意识到灾难的临近。

60年代初开始的突出政治、学习解放军活动，使寄宿的集体生活逐渐成为半军事化的状态。每天早晨紧急集合，集体出操，比学赶帮，排着队唱着队列歌曲到食堂吃饭——流行的歌曲如《说打就打》《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打起背包走天下》《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好》等等。教室的正面墙上，毛主席像两侧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标语。我们确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无比自豪。我们真诚地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命运担忧，与美帝和“苏修”势不两立，为越南的“波来古大捷”而眉飞色舞，为印尼共产党的失败而哀伤，有一位同学还得到了“翁东”（印尼政变的关键人物）的外号。同学们无不关心世界革命，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为己任。记得我们初三时，上海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话剧《年轻的一代》和电影《军垦战歌》使我们激动无比。我班的一位女生毅然放弃学业，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时，无不激动万分，焦急地盼望早日投身“三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语，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

在中学，我一直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一位高三的同学（也是干部子弟）开导我：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对于工农子弟是吃二遍苦；对于我们则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有振聋发聩之效。从此，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积极靠拢团组织，参加政治活动，学习“毛著”，在初三时终于加入共青团。记得我当时要克服的主要缺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一团和气。那时入团实属不易，要主动找组织谈心，不断地暴露活思想，尤其是内心深处见不得人的思想。我曾经暴露过的一个真实思想是由于喜山水画，很向往古人在山林间隐士式的生活。自然，招致团组织的热情帮助。

“文革”之后，历经沧桑的昔日同学重逢，不胜感慨，无比怀恋中学同窗时的青春年华；但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理性地审视“文革”前的教育，对它应当怎样评价？上海中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作为“十七年教育”的典型，当时学校教育的这种面貌无疑是带有共性的，而在上海中学这样的重点学校体现得更为充分。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有人归纳为“接班人”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斗争、个人崇拜、集体主义、驯服工具之类的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大敌当前，对无所不在的“阶级敌人”的警惕、憎恨之类的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感情，而并不知敌人是谁。

与此同时，学校进行的人格养成和道德教化，我称之为“玫瑰色教育”。其好处是赋予人生一层温暖的底色，奠定了一种精神的方向，因而，上海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为人正直，品行较好，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致堕落沉沦，也不太会投机钻营。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在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中，进行无“我”的教育，在培养单纯、善良之时，也使我们对自己的生长、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所有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在粉碎了“玫瑰色教育”的假象之后，在严酷的现实中睁眼看社会，痛苦地重塑自我和社会认知。一个例证是，“文革”前以学校标准认定的好学生、学生干部等，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能力往往更弱，经过“十年动乱”社会的自然选择之后，大多“沉没”无闻；而“浮出水面”的往往在学校并不受好评，甚至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边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