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内现行语言的数量有 120 种，而古代民族数量比现在要多得多，语言的数量也远超现在的 120 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群体的交流，必须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翻译，也因此产生了专门的专职或者兼职翻译这一群体。

最早的翻译工作者产生于原始社会，而我国有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当时翻译人员的称谓有四种：寄、象、狄鞮和译，这四个字也可以进行组合，同样用 指"翻译人员"。《周官》上说："其通传四方语言，谓之狄鞮"，又说"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这都是最早一批翻译的称谓。

我国古代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出现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翻译大家。但是，大多数翻译人员水平普遍不高，这与我国古代不重视翻译活动以及外语教育不完善有密切关系。

翻译水平低下的事实，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周公慑政，当时位于今天越南北部的越裳国向周朝敬献白雉通好。为了进贡这只白雉，"越裳氏重九译而贡"。虽然古代的"九次"未必指的就是真正的九次，但也足以说明在越裳国语言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辗转翻译多次。造成这个的原因固然有越裳国与中国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之外，也与当时翻译人员的能力不足有关。

从北魏开始, 开始用"通事"来称呼翻译人员, 这一传统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通事"从字面上看是"沟通事情"的意思，也有"通报传达"之意。北魏将通事做为掌管翻译事务的官吏之称，并在此后为历代沿置。北魏是公元 386年由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王朝，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因此做为专职翻译官的通事，也至少存在1500 年了。

史书上对北魏通事的活动记载很少，大规模记录通事翻译活动始于宋、辽时期。当时凡所记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询访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

通事制度是中国古代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意义重大。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在管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时，能够相互听得懂对方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进行国家管理的基础。因此辽代、金代、元代和清代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政府机构内设立通事一职, 从事翻译工作，并对通事的待遇、考迁出职制定了具体的规定。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国家纷纷东来，打开了中国这扇古老的大门。中西方的经济文化开始交汇、撞击，中西方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通事群体除了负责同朝贡国的交往外，开始出现了负责欧洲事务的通事，在中欧贸易中履行翻译等多项职责。

清朝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各国驻华外交机构中开始设立"翻译官"，而清政府的外交事务还是依靠通事。在中外官员会面之时，往往仅依靠外国的翻译官传述。

为此，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提议下, 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上海开设了同文馆，在传授西学课程的同时, 让学生研究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或成为清廷的外交官，或成为近代的第一批翻译官。从1876年起，清政府也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使馆译员便多是同文馆的毕业生。自此，翻译官取代了古老的"通事"，通事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通事"在古代一直是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依赖的主要媒介, 也是国内各民族沟通的主要桥梁。 他们的信誉、外语水平以及翻译能力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地位。由于历史上缺乏培训语言能力的机构，绝大多数的通事翻译水平普遍较差，尤其是近代绝大多数通事可以听懂外国人说话的意思，能用简单的外语进行对话交流，但是毫无英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他们所讲的英语也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外号：洋径浜英语。因此他们被专业的翻译取代，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古代翻译的职业素质与操守

古代的翻译人员，对于中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