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五胡”，虽然各领风骚一时，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终究属于“少数派”，文明体系也比较落后，所以最终的结局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在旷日持久、持续百年的战争中被消耗掉，具体方式有战死、被屠杀；第二，通过学习、通婚，在文化、制度、血缘上完全融入中原；第三：迁徙，被吸收进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

至于最终走向了哪种结局，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其实还是在于“五胡”统治者本身。人类社会的规则说来复杂，但其实也很简单：种什么瓜、得什么果——政策相对温和、促进融合与和解、拥抱先进文明的，最终将被吸纳，并为后续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如氐、鲜卑；相反，那些杀害、欺辱别人，并且自己内部也互相残杀的，最终一定没好果子吃。比如唯一一个被采取了针对性大规模屠杀的部族——羯族。

关于羯族的来源、特点，如今的史学研究已经有了清晰的概念。首先从“五胡”的来源说起。

两汉是我国历史首个巅峰期。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大一统王朝，两汉武力与文化的多重扩张，征服、归化了许多少数民族（最典型的就是匈奴）；而在两汉末期，由于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中原统治者时常采取吸纳周边人口的方式来补充劳动力缺口。比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曾在击败羌人后，迁徙了大量归降人口于关中；曹魏也曾吸收氐族来抵抗蜀汉的进攻。

经过上百年的推移，到了西晋初年，中原统治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五大少数民族群体，即所谓的“五胡”：居住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与汉人混居在关中地区的羌、氐，主要集中在并州（今山西省）的匈奴各部，以及匈奴的一支——居住在并州上党武乡羯室（山西辽县）的羯族。

《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匈奴这一名称，其实并不代表着某个单一民族。最初的匈奴起源于中原北边；西汉初期，达到极盛阶段的匈奴人东征西讨，控制区域极尽辽阔，触角甚至达到了中亚。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游牧人口也被称为“匈奴”，只是根据特征分属各部。

“羯族”这一名称源于这支匈奴人所居住的地点。他们之所以独为一“胡”，也许源于他们独特的来源：据考证，他们原本是中亚康居人，两汉时期被匈奴征服；随着匈奴被汉王朝击败、招降，部分康居人跟随匈奴南迁、内徙于并州上党一代。

因此，羯人在长相上与东亚人的普遍特征不太一样。史书中的细节透露出以下两点：

其一，他们深目，比如太子詹事孙珍（羯人）向侍中崔约（汉人）请教治疗眼病的办法，结果对方以“用眼窝装尿”来取笑他眼窝太深；同样具备这一特征的太子石宣知道后，深深地感受到了歧视，于是暴怒地杀了崔约一家。“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

其二，他们鼻梁高挺、胡须浓密。冉闵颁布杀胡令时，“高鼻多须滥死者半”，很多鼻梁高挺、胡须浓密的非胡人也被误杀。

在那个时候，由于中原王朝过于强大，在这些内迁的胡人面前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因此，一方面，虽然西晋朝廷将这些少数民族视同普通子民，让他们承担与汉人百姓同等的义务，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胡人却备受欺辱，就像《徙戎论》里提及的那样：“士庶玩习，侮其轻弱”，结果就是让他们“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长相“丑陋”的羯族就更不怎么地了。虽然内迁时日已久，但他们仍保留着部落组织，石勒家族就是“小率”。西晋时期，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放弃游牧、从事农耕，但绝大多数只能充当汉人地主的佣工，生活比较困苦。连担任部落小帅的石勒也同样如此，年轻时的他曾长期为地主郭敬、宁驱打工，对方的照顾曾让他感激涕零，干活时特别卖力。

由上可以看出，当时西晋朝廷在民族融合方面做的确实不怎么样，所以即使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也经常爆发内迁少数民族的起义。不过那时的西晋王朝国力强大，解决起来没啥压力。

不过在司马炎驾崩后，一切都搞砸了。由于国家武装力量都掌握在藩王手里，“八王之乱”已不再是单纯的皇族争权，转而升格为一场空前的浩劫，它不仅摧毁了中央朝廷的公信力，还消耗掉了不计其数的精兵强将，导致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