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疗效确切的民族药和民族医特色诊疗技术走出少数民族地区，惠及越来越多民族地区以外甚至是境外的人群，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民族医药旺盛的需求与民族医药继承不足、创新不够的矛盾也越发地突出，限制了民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

1 民族医药宝库中有许多资源和问题值得挖掘和澄清

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1]，文件中多次强调要持续推进民族医药的发展，彰显了国家对民族医药的肯定和重视。作为中华医药的重要资源宝库，民族医药领域中有许多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同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澄清。例如，藏药“佐太”由水银和硫磺等炮制而成[2]，作为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觉、仁青芒觉等珍宝类藏药的必需原料已有上千年的使用历史，疗效确切。但由于在炼制过程中使用了水银，其安全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现已通过研究证实，经过洗炼、去毒、制灰等加工步骤，水银中的单质汞(Hg)已转化为难溶于水的硫化汞(HgS)，大大降低了汞在体内的蓄积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试验也都表明“佐太”在临床剂量下和临床服药周期内对机体无不良作用[3-4]。

又如，铁棒锤为藏医、羌医临床治疗跌打损伤痛、风湿关节痛的常用药物，来源于乌头属植物，有剧毒，需要炮制后才能使用。与中医采用加水煮沸4～6 小时(或蒸6～8 小时)炮制乌头类有毒药物的方法不同，藏医、羌医采用砂炒法炮制铁棒锤，仅需炒制5～10 分钟就能达到减毒目的，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对其炮制原理研究证实，砂炒法炮制铁棒锤，使有毒生物碱通过高温热解的方式发生转化，在短时间内即可达到炮制减毒的目的，保证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5-6]。

上述研究成果都表明，民族医药这个宝库中的许多方法和技术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由于基础研究不足，不少人对其安全性、有效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使其无法惠及更多的人群。因此，加强民族医药的基础研究工作，通过科研数据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民族医药专业实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基础研究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医药教育事业。目前，在西藏藏医学院、青海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开设有藏医学、藏药学专业；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开设有蒙医学、蒙药学专业；新疆医科大学开设有维医学、哈医学专业；广西中医药大学开设有壮医学专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民族医药的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业人员的水平有了显著地提高，许多人通过高等院校教育，已成长为民族医药研究和实践的骨干。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西医药和中医药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性和成熟度依然不够，所培养的人才与民族医院、民族药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以我校藏药学专业毕业生为例，藏医院和藏药企业对学生有很大的需求和很高的期望，但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普遍反映出同学们的一些共性问题：(1)在思想方面，认为民族医药的创新与发展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缺乏对工作中所遇到问题的主动攻关、主动创新意识；(2)在实践能力方面，遇到实际问题时常感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切入点；缺乏将基础课、专业课知识综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知道如何开拓性地学习新知识，辅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的问题。例如，民族药在炮制、制剂过程中的许多工艺，在过去多凭借主观经验判断，缺乏对工艺参数的定量化研究，这些问题在小规模生产中尚不突出，但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采用现代化设备进行大生产实践时，再不能仅仅凭经验来指导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对每个生产环节的参数定量化，这些参数问题就是毕业生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需要在生产实践中逐一筛选和优化。

3 课程改革应从思想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两个方面展开

通过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进行沟通并分析，我们认为，课程改革需要从思想意识与综合实践能力两个方面进行，使学生所学与单位所需更好衔接，真正达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