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主体性使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有不同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切入点的不同,可以催化生成关于事物的不同认识、观点甚至是不同的理论。政策科学是一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稳定、民族繁荣富强的基础性科学。政策生成是政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是政策研究者首要关注的命题。

关于政策之生成,有人认为问题(危机、困难等)是政策生成的逻辑起点,相信“政策由危机驱动”[1](P3)“是问题累及到社会的一个部门或若干部门到了要采取行动的程度”[2](P22)时的结果,“‘问题’构成了政策的存在根由与逻辑起点”[3](P81)“政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发现政策问题”[4](P29)“只有把政策科学的逻辑起点确定为社会问题,才能在逻辑的展开中揭示政策的本质和规律”；[5](P53)有人坚持“需求是社会政策要考虑的中心问题”；[6](P23)有人断言“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7](P70)有人宣称“民意是地方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8](P22)等。政策生成之逻辑起点的各抒己见,在暗示政策生成之多元观点的同时,也表明政策生成之逻辑起点仍存在未被触摸或涉入不深的空间。这对于促进、推动和繁荣中国政策科学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政策研究话语体系与政策理论自信,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从关系的视角,运用关系思维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生成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与研究。

二、作为一种范畴的“关系”

(一)关系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有着特殊的规定。《哲学大辞典》认为,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对象及其特性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比较的一种形式。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特性之间的关系,是由世界物质统一性所决定。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规律都是一种关系……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它为事物所固有,存在于相应的事物之间。任何事物总是处在和其他事物的一定关系中,只有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它才能存在和发展,它的特性才能表现出来。事物的存在和事物的相互关系是统一的。事物的发展变化会导致事物同其他事物原有关系的改变、消失和产生新的关系。而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关系的变化也会引起该事物的相应变化。”[9](P77)从马克思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关系”的三个具体内涵。

1.“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对象及其特性之间互相比较的一种形式。柏拉图认为“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在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事物”的观点,柏拉图用“冷”这个概念进行了示例说明：“有时候一阵风吹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感到冷,另一个人不感到冷,或者一个人感到有点冷,而另一个人感到非常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风本身是冷的或是不冷的吗? 或者我们赞同普罗泰戈拉之‘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看法,风对于感到冷的人来说是冷的,风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冷的?”[10](P664-665)在这里,能清晰地感知到柏拉图在与人的关系中判断“风冷或不冷”的思维特点,即在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关系思维特征。

2.“关系”指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例如,“教”与“学”是教育领域常见的两个范畴,两者之间就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学记》之“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道尽了“教与学”的关系。

3.事物间的规律是“关系”存在的一种客观表现,“关系”中蕴含规律。中国古代的“五行”理论中“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五行说”概括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辅相成的原理,就包含着朴素的“关系”中蕴含规律的表述。

(二)“关系”范畴的应用

中外先哲将“关系”范畴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在政治军事领域,《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之见解,则阐释了“虚(战)实(战)相依”之“不可先传的兵家之胜”。回顾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行程,十四年抗战的智慧与策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选择,无不体现出一代伟人对“得道”与“失道”“中国城市”与“中国农村”等内在关系的洞见。时至今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与倡议也皆是建立在对过往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自我与他者等关系的理解与判断之上而形成的伟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