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事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事业必须放在各项工程建设的前列，不断促进教育现代化、公平化，形成全面高效的教育体系，努力缓解教育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云南少数民族教育体系在全面教育体系的建设范围之内，其发展对云南乃至全国教育体系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也有着积极的贡献。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建设，需要关注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发展。在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参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造就了云南文化的独特性，也使得我国的文化更加绚烂多姿。但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有差距，云南少数民族男女两性在受教育程度、教育资源的占有、教育地位等方面差距更大。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发展又事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因此，关注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发展与实践，对提升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和参与能力，消除社会性别的盲点，探索少数民族男女两性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提出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又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索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发展，本文以时间为线，研究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缘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至7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奠基及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根据这些时间阶段内的实践，笔者力图提出具有现实建设意义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缘起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缘起，与中国女性教育和云南女性教育的兴起息息相关。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女性人口也较多，教育对当地女性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中国女性教育的兴起

中国女性教育兴起的标志，是中国近代女子学校的产生。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有中上阶层女子才有条件接受较为正规的教育，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渠道和条件。中国最早的女性教育不是由中国人兴起的，而是由教会推动的。

19世纪30年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禅治文夫人利沙(Elizah Bndgman)在广州创立了专为女性开办的私塾[1]。这一事件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创办女性学校的开端，也被视作中国女性正式教育兴起的标志。继利沙夫人创办女塾之后，各大教会陆续在我国开办了女子学校，甚至可以说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女子学校。

(二)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开端

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开端，离不开教会女学的发展。当时，各大教会不仅在中国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开办了女塾，还在云南传教过程中将女塾推广到了很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

19世纪7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云南的时期[2]，他们不仅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了不少的女塾，而且还以拉丁文字为基础翻译了佤、傈僳、景颇、苗、拉祜、哈尼、独龙和纳西等民族的文字[3]，并将这些文字应用于女塾教学当中，这对早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进入云南的外国教派中的基督教，还致力于在怒江地区的怒族和傈僳族中传教和兴办学校[4]。当然，基督教传教和兴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将基督教渗透到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基督教的传教也结束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正式教育的状态，改变了少数民族女性的日常生活。这些教会女塾的教学内容包括女性生理卫生知识、识文学字、日常生产生活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女性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对后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其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与中国中心城市一样，云南的女性教育也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关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在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创办了女童可以学习的小学。次年，小学的开办不仅限于昆明，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县，如丽江、新平、石屏、建水、蒙自等县也都开始设立。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昆明开始设立女子中学。抗战胜利后，女子学校很快得到普及。伴随云南女子小学、女子中学的创立，云南女子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不同教育类别也不断出现[5]。云南女子教育体系的逐渐扩充，显示着云南女性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的享有人群，当然也包括云南的少数民族女性。